创业者松下幸之助 生涯

奈良县的吉野川（河流名称）的发源于遥远的大台原山，一边汇集沿途山脉清澈的流水一边向西面流淌，直至和歌山县，形成了纪之川（河流名称）。古往今来，水产丰富、河水清澈的纪之川，悠悠流淌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松下幸之助，出生在距离纪之川的河口10余公里的南岸山坡上的农村。现在这里已经属于和歌山市，而当时这里的地名叫做和歌山县海草郡和佐村字千旦之木。松下幸之助出生于1894年11月27日。

松下幸之助的父亲叫松下政楠，母亲叫德枝。在兄弟姐妹8人当中，幸之助排行最小是老幺， 在兄弟三人当中最受父母宠爱。据说由于家就在一棵树龄高达数百年的大松树的下面，所以“松下”这一姓氏也是来源于此。

幸之助的家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是小地主阶层，属于较为殷实的有产阶级。儿时的幸之助常常和奶妈一起到溪流中钓鱼、玩捉迷藏的游戏。幼年时代的日子平凡而幸福。

但这种平凡的幸福时光却好景不长，幸之助的人生就迎来了一场波澜起伏的巨变。

1893年，投机热异常的高涨。在日本全国各地设立的米谷交易所更是呈现出一片大好的兴隆盛况。和歌山的米谷交易所也开始了频繁的大米投机买卖。

幸之助的父亲政楠年纪轻轻就被选为了村委会的议员，因此常常把农事交给佃户，而他自己则更多会参与到村委会和村公所的工作当中。富于进取的性格，再加上由于受投资热潮所产生的兴趣所吸引，幸之助的父亲也开始做起了大米的投机买卖。

但毕竟是不熟悉的领域，最终也未能如愿，投机失败，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和房子也都变卖，松下一家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1899年，松下一家离开了住惯了的千旦之木，搬到了和歌山市，其年，幸之助刚满4岁。

以仅剩不多的资金，通过朋友的门路，幸之助的父亲开了一家木屐店，但并没有维持多久，大约两年多就关张了。1902年7月，松下政楠在一家创立不久的私立大阪盲哑院找到了工作，只身前往了大阪。

1904年11月23日，时满9岁的松下幸之助，在晚秋的纪之川车站与母亲道别，一个人乘上了前往大阪的火车。这是因为来自在大阪工作的父亲的一纸家书，让幸之助去大阪当学徒。这时的幸之助已经是寻常小学校（校名）4年级的学生，距离小学毕业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但他并未反对，而是选择了辍学去做学徒。

车站，母亲德枝不住地对去大阪的乘客拜托道：“孩子还小，到了那边他父亲会来接站，一路上还请多多关照”。

这时在幸之助的心中，既有和母亲别离的悲伤，又有初次乘坐火车的欢悦，还有对从未去过的大阪的憧憬以及要见到父亲的期待，可谓是百感交集。

母亲留着眼泪不住地叮嘱道：“要注意身体，记得要讨那边老板的喜欢啊”。那时的情景，无论何时都清晰地印在幸之助的脑海之中。

• 火盆店做学徒　1904年

最初的学徒生活，是从位于大阪市南区八幡筋的宫田火盆店开始的。

这里的工作是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利用照看小孩的空余擦火盆。火盆分上等货和下等货，擦亮的方法也不同。先用砂纸擦，然后用木贼（草名，晒干之后可用来擦亮东西）打光。好的火盆光是用木贼擦，一个盆就得花上一天工夫。这使得幸之助的手很快就变得干裂红肿了起来。

冬天的时候，早上使用抹布打扫卫生的时候，水会浸入皮肤干裂处，疼痛不已。不过，在和歌山的时候已经饱尝穷困生活的幸之助并没有觉得这里的学徒生活多么辛苦。

只是在夜里，打烊之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因为想念母亲而哭个不停。对母亲的思念，让年幼的幸之助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 第一次拿到的5钱白铜的工钱　1904年

宫田火盆店每月发工钱的日子是1号和15号。幸之助拿到了第一次工钱---5钱白铜。之前在和歌山由于生活贫困，从母亲那里要来1厘钱到附近的粗点心店买两个糖果就会让他开心不已，而这第一次的工资居然有5钱白铜，幸之助从来没有领过这么多的钱。高兴的令他连因为想念母亲而爱哭的毛病都不治而愈了。

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让他把这无比重要的5钱一下子就花掉了五分之一。当时，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非常流行一种将铁陀螺甩在盆子里打转的游戏。

有一天，幸之助一边抱着老板的孩子，一边非常投入地玩着甩陀螺的游戏。为了把铁陀螺甩入盆中，一时用力过猛，竟然把背上的婴儿甩翻下去。婴儿的头部跌在了地面上，于是哇哇大哭起来。吓得他赶紧去哄，但无论怎样哄都无法让婴儿的啼哭停止下来。于是赶紧飞奔到附近的点心店，买了一个包子给婴儿，这才让婴儿停止了哭啼。而那包子的价钱是每个一钱。一下子就花掉了他三天的薪水。

• 去五代脚踏车点做学徒

在火盆店当学徒三个月的时候，宫田火盆店关张了，幸之助只好转到了位于船场堺筋淡路町的五代脚踏车店做学徒。

当时，日本还很少有国产的脚踏车，基本上都是美国制或者英国制的，价格约在100日元到150日元，很是昂贵，可谓是最尖端文明的产物。而幸之助也由此接触到了以往从未接触过的时髦商品。

店里有旋转车床和钻床，所以有些工作比较像铁匠铺。从小便喜爱使用小工具的幸之助每天干起活来都感到非常愉快。而老板五代音吉和老板娘藤对他也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的疼爱。

有一天，正好是脚踏车店的开店纪念日，全体员工一起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幸之助却因为工作没有赶上，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幸之助失望地哭出声来。于是，老板娘牵着他的手，带着他去了照相店，和他照了一张合影。

在这家店里，幸之助度过了多愁善感的5年零4个月的少年时光。

在樱花水泥公司工作了约3个月的时间，大阪电灯公司的幸町营业所内线员有了岗位空缺，幸之助终于作为见习工被录用了。这一年的秋天，满15岁的幸之助终于向着他所憧憬的电器行业踏出了第一步。

内线组的工作主要是去客户的家里，进行安装电灯的室内布线施工。见习工则是作为助手，拉着载满材料的手拉车，跟在施工人员的后面。手拉车的车身虽然比较轻便，但是装满了东西之后，拉起来就非常的费力。好在幸之助曾经有过在樱花水泥公司做搬运工的一段经历，所以身体得到了锻炼，感觉还不算吃力。每天搬运5到6家，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下午4点就可以回到公司了。往来于不同的客户间，还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这让幸之助感到很有乐趣，每天工作起来也很开心和投入。

由于他对工作领会的很快，进入公司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从见习工转正成为了正式的施工技工，并被派遣到了新设立的高津营业所工作。

幸之助的工程技术能力在众人之上，在公司内部的技能竞赛会上，曾多次获得一级。为此，提职和提薪都很迅速。结婚一个月后，日工资七十四钱。一年三个月以后，已提高至日工资八十三钱。到了1917年春天，幸之助升为最年轻的“检查员”了。这个工作是配线工最憧憬的，检查员负责检查施工人员的工作，由于需要做出判断，所以工作责任很大。很快就掌握工作要领的幸之助，从一天跑十五处工地，发展到半天跑二十处工地。从那个时候开始，幸之助心里因有两件事而变得沉重起来。一是自己以前憧憬的地位——检查员的工作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胃口了。另一个是自己的健康。医生力劝得了肺尖粘膜炎的幸之助好好休养。

在幸之助升为检查员之前不久，就打算对插座进行技术改进。他花了不少功夫，制成试制品，很自信地拿给上司看。没想到受到严厉的批评。上司说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幸之助感到很窝心。后来，当上检查员，有不少空闲的时间，幸之助又投入到插座的研究开发中。这时他又对健康感到不安。他想“与其过不安定的日薪生活，不如同妻子两人做点买卖”。幸之助压抑不住无论如何也要把插座研制成功的热望，终于下决心独立创业。这时脑海里又浮现出父亲“实业立身”的嘱咐。1917年6月15日幸之助提交辞职书，从大阪电灯公司退职下来。

独立时，幸之助手头上的资金，仅有工作了7年的退职慰劳金33日元20钱、退休准备金42日元以及自己的储蓄20日元，总共是95日元出头。这么点钱既买不了一台设备也做不出一台模具。可以说独立是鲁莽和草率的举动。

但是，幸之助却觉得前途充满了希望和光明。正好妻子的弟弟井植岁男刚从乡里的高等小学毕业，就叫他来一起帮忙。此外，曾在大阪电灯公司的同事，林伊三郎和森田延次郎也表示“既然是松下君决定自己独立做，我们也一起帮忙吧”。适时，幸之助满22岁，他的妻子满21岁，井植满14岁。

工厂就设在当时他们在大阪市东成区猪饲野租赁的平常生活的房子里，一共两间房，分别是2畳（畳：是日本榻榻米一张席子的单位，面积为1.62平方米）和4.5畳，其中大的那间用来作为厂房，小的那间作为了寝室。

就这样开始了创业，但是关键的主体合成物的制造方法却毫无头绪。当时这种制造方法都被当做是机密，不可能教授给别人。于是，他们就找到制造工厂，从工厂附近捡来原材料的废品碎片进行研究。一直到10月中旬，期盼已久的电灯插座总算是研制了出来。

接下来是如何销售插座的问题。由于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同时也不知道如何定价，幸之助在大阪地区跑了十天，总算售出一百个。但是售价尚不到十块钱。结果证明这种插座没有多少希望，需要从头开始进行改良，但是，资金已经用罄，就连第二天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原来的两位同事也纷纷离去了。1965年从西宫松下家的仓库内发现了当年的当铺帐本，从中可知幸之助当时的窘境。当出去的东西除夫人的和服以外，还有男式和服的衣带、短外套等。当时还有这样的逸事，幸之助要去澡堂，却没有洗澡钱。他与夫人谈话，夫人故意岔开洗澡的话题，好让松下忘记洗澡之事。尝尽陷入到处碰壁的境地，幸之助却毫无惧色，并从不考虑改行干其他的事，仍然热衷于插座的改良。

这种窘迫的日子继续着，眼看就要过年了。正当大家担心怎么过年，而忧心忡忡地过日子时，没有想到接到一份订单，年内制成1,000枚用于电扇的碍盘（陶制绝缘盘）。若效果好的话，今后所有的电扇都将使用这种碍盘。于是，幸之助和少年井植日以继夜地赶制，终于在限期内如约交货。结果得到了80日元的利润。这是幸之助独立以来得到的第一次利益。当时正值最困难的时期，一家人的喜悦可想而知。货主对产品的评价很好。第二年年初又追加订货2,000枚。以此为转机，订货接踵而来。耗尽心血的插座卖不出去，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命运却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打开大门，幸之助为之感动，他决心全身心投入电气器具的制作。

由于之后不断有电风扇碍盘的订单，同时幸之助也打算更专注地进行电气器具的设计和制作，因此於1918年的3月7日，搬迁到了大阪市北区（现在的福岛区）大开町1丁目的租房中，正式的创立了“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

新的制作所为两层式建筑，一层有三间房，二层有两间房。除此之外，还有6坪左右（1坪=3.30578512㎡）的院子，与之前的作坊相比宽敞了3倍左右，而且面向街道。虽然并不算大，但也算是具备了街道小工场的规模。将1层拆除地板改建为工厂，2层则作为住房。

除了碍盘之外，最初设计制作的电气器具还有利用旧灯泡卡口制作的“插头”。由于富有创新性而且比市价还便宜了三成，销路非常不错。幸之助夫妻和还是少年的井植三个人常常工作到深夜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又雇了4、5个人。随后又开发出了“双灯用插座”，松下电器的口碑也因为产品创新和物美价廉变得越来越好，为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在产品开发方面，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诞生了划时代的新产品---炮弹型电池式自行车灯。

当时，自行车上使用的车灯大半是蜡烛式的或者是油灯式的，刮风时很容易熄来，十分不便。虽然有电池式的灯，但寿命仅两、三个小时，而且很容易出故障，不实用。因此，热衷于设计的幸之助下定决心要对电池式车灯进行改良。

于是，幸之助花了半年时间，制作了几十个样品，结果可达到点灯三十至四十小时，并且样式新颖。

但是，如此划时代的产品，却没有一家批发商愿意承销。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直接将产品无偿的放在各零售店进行现场点灯试验，如果试验结果良好的话再谈销售的事情。“拿出1万个发散出去，总会有反响的吧”，幸之助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按照当时的物价而言，这些灯泡相当于1万5、6,000日元的水平，如果不成功，工场将面临倒闭。而这样的促销方式可谓是划时代的创举。

这承载了公司命运的实物宣传最终取得了成功，体会到了产品真实价值的零售店不断地发出订单，在两、三个月后，就达到了每月销售2,000个的水平。

一边琢磨角型车灯的设计，一边为其名称而绞尽脑汁。某日，幸之助偶然在看报纸的时候，“International”一词跃入了他的眼帘。这个词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在翻阅了字典之后，得知是“国际的”的意思。于是又查了“National”这个词，意思是“国民的，全国的”。词义和他想要的名字非常吻合。

幸之助想到：“就命名为‘National’吧，正像名副其实这个词比喻的那样。让我们的产品成为国民的必需品”。于是在1925年6月，把“National”作为商标进行了申请注册。

在1927年4月，众望所归的角型灯终于完成了。幸之助将“National”商标用在了这个产品上，命名为“National Lamp”,并制定了销售计划。之后又向山本商店支付了1万日元买回了销售权。对这一产品的实用性充满了信心的幸之助，采取了一往直前的促销手段，在发售前期向销售店无偿提供了1万个产品用于宣传，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第二年的年末，达到了每月销售3万个的销售水平。

同一时期，在电热部门的中尾哲二郎的苦心钻研之下，新型的“超级电熨斗”也研制成功了。

当时电熨斗的价格非常昂贵，3磅的一流商品就要4～5日元，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这已经是奢侈品了。全年的整体市场需求量也不过10万台而已。新研制的产品采用铁板夹着电热器的方式，与一般的电熨头不同。幸之助认为只要生产的数量多的话，应该可以做到比一般的商品更便宜。

于是，他要求这个产品在价格上要大幅度地低于一般产品，定价为3日元20钱，并且要做到每月生产1万台。这可是意味着松下要自己一家公司生产和销售整个市场的需求总量，对此所有人都表示惊讶不已。但是，一直对福特公司的大量生产方式很感兴趣的幸之助坚信只要生产出价格合适而且品质优良的产品，就一定会受到大众的喜爱。

他的预想又一次的变成了现实，超级电熨斗也实现了热销。

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是1925年开始的电台广播仍然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在1930年拥有收音机的家庭也已达到了70万。而当时的收音机刚刚从矿石式和电池式改变为交流电源的方式，功能方面还并不完善，收听广播的人们常常因为收音机的故障而苦恼不已。

一次偶然的机会，由于收音机故障而未能收听到想听的节目，幸之助感到很是气愤，于是下定决心制作“不出故障的收音机”。

1930年8月，他和某收音机厂家联手建立了子公司---国道电机，开始了收音机的生产与销售。然而，因为故障问题造成的退货却层出不穷。按照当时的习惯，由于电器店缺乏收音机的知识和技术。所以收音机一般委托收音机专门店销售。在1931年3月，幸之助为了让收音机能够更广泛地在一般的电器店也可以销售，而不仅仅是在专卖店才能买到，将国道电机变成了松下的直营公司，并再次指示研究部的中尾哲二郎要生产出不出故障的收音机来。

经过苦心钻研，3个月后终于研制出了“三球式收音机”，恰好那时正好赶上东京中央广播电台（NHK的前身）举办的收音机比赛，并获得了冠军，于是，松下在收音机行业一举成名。

1932年3月，经友人介绍，幸之助访问了一家宗教的总部。尽管他并没有信教的想法，但由于友人的再三推荐，使他对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参观了宗教总部，幸之助非常震惊。宏伟的建筑物，以及聚集在教祖殿和制材所的信徒们那充满喜悦的参拜情形深深的印在了他的心里。

尽管深受震撼，但并未让幸之助产生入教的念头。与友人道别后，在归途的电车里，幸之助一边回想着刚才所见到的那一幕幕情景一边开始了思考。

他逐渐地想到了事业的经营。宗教可以开导有烦恼的人，令他们心安，给他们带来幸福，也可以说是一种神圣的事业。那么，生产人们生活上的必需品不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吗？想到这里，幸之助的脑海中出现了一股灵感。

“俗话说‘百病穷为先’，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刻苦耐劳，生产再生产，消除贫穷不正是我们崇高的使命吗？”。这个想法的出现让幸之助意识到以往只不过是按照常规在做生意，并由此下定决心要遵循这一使命进行事业的经营。

1932年5月5日，在端午节之际，幸之助召集了所有员工在大阪的中央电气俱乐部向大家说明了他之前的体验，并阐述了松下电器的真正使命。

“产业人的使命在于克服贫穷。为此必须不断推进物质生产，扩大财富。自来水管子里的水虽然是有价的东西，但是过路人喝上几口，谁也不会介意。这是因为水的量多，价格太便宜的缘故。我们产业人的使命就是要把生活物资变成如自来水一般的无限丰富，以价格可以低到几乎等于免费的水平提供给社会。做到这样的地步，就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就会为世界建造乐土。松下电器的真正使命便在于此。”

为了实现这一真正使命，幸之助提出了为期250年的宏伟规划，并将其分为了十个阶段。每一阶段25年，其中建设期10年，活动期10年，向社会贡献期5年。

听到他所阐述的这一崇高使命和远大理想，所有员工都为之震撼和感动。在他的演讲之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抢着上台发言。大家的激情点燃了整个会场。

这一年被称为“知命”（知悟使命）元年。从此，每年5月5日便成为松下电器的创业纪念日，在这一天会举行庄重的纪念典礼。

1933年5月，根据松下幸之助所独创的构思，实施了“事业部制”。将所有的工场划分为三个“事业部”，收音机部门为第一事业部，电灯•干电池部门为第二事业部，配线器具•合成树脂•电热器部门为第三事业部，采取了按照不同产品领域的自主责任体制。

各个事业部拥有其下属的工场和办事处，采用贯穿从研究开发到生产销售和收支一条龙负责的独立核算事业体。这种组织体制在其他企业当中从未有先例，对于松下电器而言，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机构改革。

其实，事业部制的想法最开始是萌生于1927年设置电热部的时期。当时，松下幸之助就把关于生产销售的所有责任全部授权给了电热部的负责人。之后，松下幸之助凡事都积极授权，而在授权的过程中，被授权人往往更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创意和能力，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事业部制就是从这种体验中诞生出来的。

幸之助提出，事业部制的目的在于“彻底贯彻自主责任经营”和“培养经营者”。松下电器的茁壮发展也是由于在这两方面真正地发挥出了相应的价值。

以意识到企业真正的使命为契机，松下电器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便是不断的增设工场，也无法完全对应来自客户的订单，幸之助因此决心建设新的总部和工场。开始在大阪市内寻找合适的土地，但是一直未能找到中意的地点。正好在门真地区有一块原本为了建设员工培训所而购买的土地，幸之助决定将新的总部和工场建设在这里。

但是，门真地区位于大阪的东北方向，是最为忌讳的方位---“鬼门”。加上人们对“昭和恐慌”还记忆犹新，行业界对幸之助在此地购买7万平方米的土地建设工场群这一决定很是惊讶，指责是盲目经营。对于“鬼门”一说，幸之助认为：“如果东北方向是鬼门的话，那以整个日本的地形而论，岂不是到处都成了“鬼门”，于是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工场的建设。

在迁入新址之际，幸之助向员工们讲道：“组织的膨胀很容易使企业崩溃，松下电器现在就站在茁壮发展和崩溃的岔路口。新工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这番讲话让全体员工感到备受鼓舞和激励。

成功搬迁到了门真地区之后，松下电器以此处为根据地，逐步地成长为世界的企业，而开发迟缓的门真地区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松下幸之助从很早就开始树立了“事业之根本在于人”的信念，注重人才的培养。从1922年在大开町建立第一家总部和工厂的时候开始，他便梦想着能够建立一所用于培养人才的机构—“建工厂学校，同时开展物质生产和教育”。

经过了10多年之后，这个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在迁入门真地区的时候，成立了“店员培训所”。1934年4月，正式开校。该培训所以小学毕业的员工为对象，采用三年制教育，达到旧制中学5年制商业•工业课程相同程度的学历水平，同时加上人格修养教育，要求学员在毕业时就能够进行实际业务工作。

1935年12月，更名为“职员培训所”，之后在1936年5月，又增设了“工人培训所”。

1932年4月，松下电器新设立了贸易部，开始出口配线器具、电灯和干电池。当时在日本经营电气器具的商社比较少，大多数公司的贸易都是依靠外国商社进行的。而松下幸之助则认为松下产品要按照松下自己的方针进行出口，因此设立了出口部门开展贸易事业。

随着事业的发展，基于海外和国内共同发展的理念，深感需要建立积极的出口体制，在1935年8月，设立了松下电器贸易株式会社。

当时，在行业界还很少有企业直接拥有贸易公司。正是这一举措使松下电器开始了全面的海外出口业务，销售遍布到了整个东南亚。

随着事业的发展，松下幸之助对经营革新的热忱也越来越高。“企业是社会交为代管的事物”这一信念，以及对自主责任经营的坚定信心等等，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激荡。

1935年，松下电器无论是在人才方面还是事业方面，都得以坚实地发展。幸之助也感到时机成熟，便在当年的12月，将松下电器制作所改组为株式会社，正式成立“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同时，在事业部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导入“分公司制”，根据不同的事业部门成立了9家子公司，此外还有4家兄弟公司。

针对改组的理由，松下幸之助言道：“今天的松下电器业务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员工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因此，我深切感受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深刻认识到需要把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公之于社会“。并以此番讲话来敦促员工的自觉性。

由此，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作为控股公司，在人事和财务方面对子公司进行管理，而各子公司在自主责任经营的体制下进行生产和销售。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日本走上战争之路。从此进入长达八年的、充满艰辛的“冬季时代”。那个时代，产业人在严格管制和物资缺乏的情况下，被迫从事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艰难经营，松下电器也未能幸免。

一九三八年，日本政府制定国家总动员令，对原料资材以及生产种类等的统一控制从此时开始。幸之助坚持从事本来的事业，电气器具的生产。幸之助怕为了战争，迷失了事业本来的目的，劝诫经营走向散漫，于一九三九年三月通告了“经营须知”、“社员指导以及各人须知”。以“无论从事经营或买卖，都是公事而非私事”开始的须知，在动荡的情势下，成为职工们的精神上的支柱。

一九四零年一月，首次召开“经营方针发表会”，幸之助说“……想到一般国民的生活，我们公司传统的和平产业是重要的”。在这种信念之下，因原料的缺乏，产品质量开始有劣质化的预兆时，于八月间提倡“优质产品制作总动员运动”，努力从事次品的消灭工作达一年之久。又在一九四二年发表“防止质量下降通告”，要求全体更加努力奋斗维持品质。

又，这种“经营方针发表会”是继承一九三四年前后开始的“年底座谈会”召开的。以这一年为首次，以后缘由祭财神的吉例，成为每年一月十日举办的例行活动。

1945年8月末，麦克阿瑟元帅指挥的盟军进驻日本，成立了GHQ(联军总司令部)，并陆续发布了各项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10月，盟军司令部要求刚成立不久的币原内阁实施包括奖励成立工会在内的5大民主化改革措施。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工会法，工会组织化得到了迅速推动。但令人担忧的是也出现了一些工会赶走企业老板的过激行为。

松下电器也成立了由15，000人、42个支部组成的松下产业工会（于1947年更名为松下电器产业工会），取代了其传统的步一会（于1920年成立，寓意步调一致，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并在1946年1月30日，于大阪的中之岛中央公会堂召开了组建大会。

幸之助在没有接到邀请的情况下，主动参加了这次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贺词。

“我认为工会的组建更进一步地推动了我们公司民主经营的步伐。期望通过工会的成立，大家一致努力，立足于真理，从事企业的经营。我坚信正确的经营和正确的工会必定是一致的存在”。

尽管发言简短，但充满了对职工百分之百的信任，博得了员工们的热烈掌声和全面的信任，这令前来出席工会组建大会的劳工运动的斗士们也受到很大的感动。

1951年1月幸之助郑重宣布“我们作为世界人类的一员，带着这种觉悟重新探讨经营，为了尽快提高成果，要怀着‘松下电器从今天开始重新开业’的心情投入经营”。由于要扩大视野，1951年1月18日，松下幸之助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途。

初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令松下幸之助惊讶不已。与当时的东京每天下午7点开始停电一个小时相比，纽约的白天也是灯火辉煌。此外，GE公司的标准型收音机售价是24美元，这个价格仅相当于工人两天的工资。而在日本要买到相同程度的收音机，需要花掉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

类似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这足以说明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之大。作为社长的松下幸之助目睹了美国的繁荣景象，再反观日本的现实，深刻地感受到“要早日达到像美国这样的水平“。同时，他也看到，这不仅仅是在国力上的差距。美国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从机制上都做到了促使人们充分地去发挥各自的才能和智慧，这才是繁荣的原动力。

4月7日，返回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和去时的寸头相比，头发已经长到了分头的长度。这让迎接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此次赴美归来让人们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就要到来了。

归国之后，松下幸之助多次发表“民主主义就是繁荣主义。日本如果也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的话必然会繁荣”的讲话，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幸之助很早就认为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对战后的日本复兴是不可缺的。1951年10月至12月，幸之助再度访美。这一次他还顺便转了其他欧美国家，寻找技术合作伙伴。

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在战前就与松下电器有贸易往来，此次双方进行了合作谈判，但是谈判进展不畅。飞利浦公司提出，作为合作条件，要求松下公司支付技术指导费7%。这如果在美国一般为销售额的3%。因此，对方的要求不能不说过高。尽管如此，飞利浦公司不肯相让，并表示“尽管比较高，但确有其价值。飞利浦可以派遣技术负责人员负责进行技术指导“。于是，松下幸之助表示，既然技术指导有价值，那么松下的经营指导也有价值，反过来向对方要求“经营指导费”。尽管飞利浦公司感到意外，但仍判断这种主张也有一定道理。

最终在1952年10月16日，双方达成一致，松下公司向飞利浦公司支付4.5%的技术指导费。飞利浦公司向松下公司支付3%的经营指导费，并签订合同。当年12月新公司“松下电子工业株式会社”正式成立。后来，这个比例改为了3%对2%。1967年变更合同时，终于实现了同步额度即各2.5%。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出现神武景气（注：1955至1957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神话般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年度的实质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8%。当年的《经济白皮书》中提到：“已不再是战后时代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松下幸之助也意识到再建期已经结束，公司已步入了规模化发展时期。1956年1月在经营方针发表会上，幸之助正式发表了“松下电器5年计划”。内容包括：在1960年将220亿日元的销售额提高到800亿日元。将11，000名职工发展到18,000人。将30亿日元的资本金发展到100亿日元。如此宏大的构想，令全体员工为之震惊。当时，民间企业还没有发表这样长期计划的先例。于是，此举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幸之助指出：“这个计划肯定能实现。因为这也是一般大众的期望。这是我们同大众之间缔结的“看不见的合同”。五年计划促使全体职工奋发向上，结果这个计划仅用了4年就实现了。5年后，即1960年，松下公司的销售额已达1,054亿日元，职工人数达到28,000人，资本金达到150亿日元。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计划。

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家用电器销售的激增。重型电气设备厂商也进入了这一领域，从而导致了激烈的价格竞争。

新型的家用电器出现，使得家庭生活更加舒适、更加高效。所有的消费者都想要拥有一台电视机，一台洗衣机以及一台电冰箱，或者说，比较流行的叫法是“三大神器”。松下幸之助预见到了电气化时代的到来，并且通过建立紧密的零售商网络，加强了销售网络、稳固了市场占有率。

松下电器与飞利浦公司合作诞生的“松下电子工业”的成功，对于促进日本、荷兰两国的交流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契机，在1958年6月，荷兰女王授予松下幸之助奥兰治-拿骚司令勋章（Commander in the Order of Orange-Nassau），以表彰他在增进日本、荷兰两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

通过调查，松下幸之助发现在东京虽然有日兰（日本与荷兰）协会，但是大阪还没有涉及。于是，松下幸之助为了回报荷兰所给与他的荣誉，与1959年3月，创立了关西日兰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

此外，1968年4月，他还获得了巴西文化功劳勋章（the Medalie De Honra Ao Merito Cultural Award）；1972年10月，获得了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勋章（the Commandeu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 Award）；1979年2月获得了马来西亚政府颁发授予的护国将领荣誉勋章和丹斯里爵位（the Panglima Mangku Negara and the title Tan Sri）。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从“神武景气”进入了被称为“锅底萧条”的阶段，不过这段萧条期为时不长就结束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又进入了超过神武景气的岩户景气时期。

此时的松下幸之助认为，日本已经真正成长起来了，应该通过贸易为海外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1958年，松下电器的出口额是32亿日元，仅占全体销售的7.8%。但在1959年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他就要求相关负责人要站在对象国的角度，努力创造出受对象国所喜爱的产品。作为海外事业扩充的第一步，该年9月，成立了美国松下电器株式会社，11月，作为海外事业的统括部门设立了国际本部。

随着海外事业的强化，在一年之后的1960年，出口额已经高达108亿日元，销售占比提高到了10%以上。美国松下电器在1963年搬迁到了泛美（PANAM）大厦，在1975年再次搬迁到了新泽西州的斯考克斯市。

在1961年1月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结束发表后走下讲台的幸之助，不等众人掌声停止，又一次走上了讲台。

他对大家讲道，自己的年龄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去年，在诸位的大力协助下，5年计划得以顺利实现。今年，我正好满65岁。从很早以前，我就想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辞去社长的职务。在我虚岁50岁的时候，就取了别号“阳洲”，打算引退。但是当时正值战争时期，未能如愿。战后困难时期，出于责任上的考虑，也未能引退。直到1951年开始投入重建工作。从那时至今又过去了10年，终于看到公司今日的盛况，我由衷感到欣慰。经过再三考虑，我打算辞去社长职务，以会长的身份，从后方支持经营。我相信，在我引退之后，公司经营会很好地进行下去。希望大家能以此为契机，在新构思的指导下，开创新局面”。

幸之助的退任讲话，完全出乎预料，会场上一阵躁动，但马上又安静了下来。突如其来的宣布离任，让全体员工意识到了公司巨大的转折，也促使着大家树立起新的决心。

随着松下正治副社长就任社长一职，松下电器步入了崭新的飞跃时代。

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瞩目，而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日本企业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持续保持飞跃发展的松下电器，在海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在昭和30年代（1955-1964年），受到了很多世界著名报刊杂志的采访。

昭和37年（1962年），2月23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用封面和长达5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松下幸之助董事长的经历、思想以及松下电器的发展历程。之前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刊登过的日本人，只有美智子王妃等4人，而使用日本画家绘制的肖像画作为封面尚属首次。

封面的肖像画是由艺术院会员--大画家坚山南风先生绘制的，画像原作在当年美国时代周刊出版局局长来访松下电器时，亲手赠送给了松下幸之助。（封面画由当时松下一家的家庭成员和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框构成）

1961年（昭和36年）末，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担任松下电器董事长的松下幸之助撰文对池田内阁推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敲出了警钟。1963年8月29日，受NHK电台特别节目《与总理对话》的邀请，松下幸之助获得了与总理池田勇人会谈的机会。这一节目从下午7点半开始，通过电视和广播播出了1个小时。

会谈一开始，松下幸之助首先提出“希望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进行谈话”，两个人针对物价问题、道德问题、人才培养以及政治生产性等当前日本所面临的课题展开了对话。

会谈中，松下幸之助提到当今社会衣食足而礼节乱的现象令人担忧，强调说人们不能只追求物质的丰富，精神方面的教育也非常必要。并且提出建议，人才培养对于国家的未来不可或缺，为此，国家要具备理想的人才发展观。

在节目中，松下幸之助作为一名普通国民，开诚布公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而池田总理也始终温和亲切地表达着自己的信念，给观众和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松下幸之助受邀作为特别演讲嘉宾参加了由国际经营科学委员会（CIOS）主办的第13届国际经营会议。

该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此次会议于9月15日在纽约的希尔顿酒店举行，为期5天。与会人员来自世界59个国家，学者、企业家等多达3,000人。9月17日的主题分会分为了17个专项题目，松下幸之助在第五分会上以《我的经营哲学》为题，发表了演讲。

在演讲中，他阐述道，“如果由优秀的经营者来经营国家的话，国家才会繁荣，国民才能幸福。”、“经营者需要进行自我评价。为此，需要具备正确的经营理念，而正确的经营理念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同时需要基于正确的社会观、国家观、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理念进行思考”。

同时他还提出“要把不当竞争看作是罪恶。应努力消除不当竞争”。在之后的问答环节中，一个出席者说道：“如果真的能消除不当竞争的话，我会亲自去日本脱掉鞋子向您鞠躬”。松下幸之助回复到：“只要包括您在内的每个人都下定决心不采取不当竞争的话，那么不当竞争很快就不复存在了”。整个会场都充满了亲切友好的气氛。

1964年，即将在10月10日召开的东京奥运会成为了日本举国上下关心的大事，日本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在奥运会前夕的9月11日，美国的《生活》杂志制作了日本专刊，其中有一篇以《MEET MR．MATSUSHITA》（认识松下先生）为题的报道。

第一页是松下幸之助的照片，并冠以“最佳产业家、最高收入者、思想家、杂志发行人、畅销书作家”五大称谓。第二页的标题是“集福特与艾吉尔两人特质于一身的先驱”，其中提到”松下先生是一位革命的温情主义者”。将松下幸之助作为事业家和思想家的两个侧面，分别比作汽车之王福特与19世纪著名美国牧师兼作家艾吉尔，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跃然纸上。

文章介绍了松下幸之助的经历以及松下电器的经营理念，事业内容和PHP思想等，全文采用了大量的照片，篇幅长达8页。

美国生活杂志发行量多达800万册，经过本次的报道，松下电器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奥运景气的支撑下，日本经济似乎还会保持高速的增长。但是，到了1963年末，为了抑制景气过热，金融紧缩政策力度不断加强，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原本就是主要靠贷款来持续扩张的日本经济界，不堪设备过剩的重负，陷入了深刻的反思。在这种大环境下，电子行业又因为主力产品已基本实现普及而出现需求停滞，销售低迷，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行业混乱、销售公司经营恶化的现象日益显著。

松下幸之助对这一事态感到无比忧虑。1964年7月9日，在热海新富士屋（New Fujiya）饭店召开了全国销售公司代理店总经理恳谈会（热海会谈），会期为时三天。

会议期间，松下幸之助站在台上的时间合计长达13个小时。他认真听取了销售公司和代理店总经理们的不满和要求，从大家的谈话中得知，在一共170家销售公司和代理店当中，维持有盈利的仅有20余家。

松下幸之助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同时也抱有一线希望。他向大家提出呼吁：“疾病重在早期发现，努力治疗。这次会议就是我们会诊的一个机会。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进行相互诊断，请健康的人发表保持健康的秘诀与大家一起分享，供大家参考，不健康的人相互探讨各自想到的治疗方法，一起努力让这次的会议能取得真正的收获“。

被称为“昭和40年之不景气”的经济萧条日益严重，引发了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潮。

正是在这个时期，1965年2月，在冈山县仓敷国际饭店召开了第三届关西经济界研讨会。会上，松下幸之助发表了题为“水库式经营与合理经营”的演讲。

在演讲中，松下幸之助分析当前的不景气源自于战后的信用膨胀和贷款经营。他强调说：“现在已非战后非常时期。在开放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要像欧美企业那样，追求一种游刃有余的稳定经营。”作为方案之一，他就“水库式经营”进行了发表。

所谓“水库式经营”，就是从一开始就保留一定富裕量的经营模式，如同把水蓄在水库里，根据需要慢慢放出一样，让设备留出一定的富裕，在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合理调整设备的运转，以避免出现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情况，保持经营的稳定。不仅是设备，资金、人才和产品库存都是同样的道理。

在发表中，松下幸之助提出倡议：“水库式经营看似难以实行，但是我们有责任一起在保证合理利润的同时开展稳定的经营，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实行水库式经营”。

1973年秋，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使得自1970年秋季以来一直勉强维持高度成长的日本经济急转直下，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无论是政府、自治体，还是企业、国民，都面临着总体赤字的一大困境。

在这种形势下，身为顾问的松下幸之助在1974年12月出版发行了《如何拯救行将崩溃的日本》这一忧国之作。他在书中第一章指出，日本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战后30年的日本发展历程，比如不信任感的扩大，对民主主义的错误认识，国家经营理念的欠缺等等。接着在第二章中，他提出了“大学减半论”等对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革；以及通过“临时物价稳定法”、“发行100兆日元国债稳定经济”等措施促进经济大发展等诸多“拯救日本之道”，并建议尽快予以实施。

松下幸之助正是基于“如果对现状袖手旁观，结果只有彼此走向灭亡。必须想办法摆脱困境，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日本”这样一种愿望，大胆而坦诚地提出了上述措施和建议。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谏言书最终成为了发行数量超过60万册的畅销书。

1979年6月25日到7月4日，受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会长的邀请，松下幸之助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了热烈欢迎。

访问期间，与邓小平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周恩来总理夫人）、古牧副总理、康世恩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亲切会谈。

廖承志会长还特别送给松下幸之助一幅字画《天寿歌》，松下幸之助高兴地说：“天寿是160岁，也就是说我还要活80年，也希望大家都同样长寿”，博得了大家一片掌声。6月28日，受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邀请，他以“企业经营之道”为题进行了约两个半小时的讲演。

译者注：《天寿歌》为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先生为松下幸之助作赋相赠，诗中写道“炯炯双眸望八荒，喜翁信坚身益强。携手同行兄与弟，星移斗转曜东方。”

邓小平副总理在1978年10月访日期间曾经与松下幸之助有过会谈，在此次松下访华期间，两次与他在人民大会堂畅谈，重叙旧好。闲暇之余，松下幸之助还参观了万里长城以及十三陵等，对中国的悠久历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次访华，让松下幸之助更加深信：“21世纪是日本和中国走向繁荣的时代，要用长远的眼光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在回到日本之后积极地向各界发出倡议。此次访华也受到了媒体的争相报导。

出于“日本应在科学技术振兴方面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这一强烈愿望，松下幸之助于1982年11月设立了以创设日本国际奖为目的的日本国际奖准备财团，亲自出任第一任会长。

该准备财团于1983年5月成为政府管理的公益法人，并更名为“国际科学技术财团”。

1985年，松下幸之助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同年4月，第一届日本国际奖颁奖仪式在东京国立剧场举行。90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出席颁奖仪式，并上台为获奖者颁发奖状和奖金。

日本国际奖每年颁发两个奖项，单项奖金金额为5000万日元。

1989年 4月27日，松下幸之助的一生落下了帷幕。海内外的媒体都报道了他离世的消息。日本经济新闻发行号外进行了报道，NHK电视台改变原定节目安排，播放了专题报道《缅怀松下幸之助》。在海外，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以欧美为主的各国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5月25日，松下电器与松下集团各企业在大阪枚方松下电器体育馆举行了隆重的联合葬礼， 社会人士约15，000人、松下员工约5，000人出席了葬礼，对松下幸之助的离世表示了哀悼。